書像和書意又有著怎樣的關系呢？梁武帝《觀鐘繇書法十二意》列出平謂橫、直謂縱、均謂間、密謂際、鋒謂端、力謂體、輕謂屈、決謂牽制、補謂不足、損謂有余、巧謂布置、稱謂大小等十二個方面，皆為書像與書意之對應關系，實則是書寫之筆墨書跡的心理反應。依照格式塔心理學的“同構”原理，不同的筆墨書跡產生不同的心理反應是可能的，至于“平”“直”“均”等十二筆勢是否分別對應“橫”“縱”“間”等十二書意，以及為什么是十二種而不是十一種或十三種等等，那屬于另外一個問題，在經驗性書論世界不可能找到明確答案，權且擱置暫不細究。此后，顏真卿又有《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》，與梁武帝所列“十二意”大同小異，似乎意味著十二種“像”“意”對應關系已有共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顏真卿在記述張旭“十二意”的同時，還發表了自己的一些感悟，富有啟發性的主要有二：首先，顏真卿明確意識到“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”，此“旨”即書旨、書意，認為此乃“字外之奇”。“字外”即字像之外，“字外之奇”即書像之奇，明確意識到了我們***所說的字像和書像、字義和書意的不同。其次，顏真卿認為書旨、書意“言所不能盡”，與西晉衛恒所謂“睹物象以致思。藝術活動中的“感覺”，受到“享受”的欲望的支配，總是被對象的能引起自己愉快的色彩、聲音所吸引；文化藝術交流咨詢成交價

    “真書”又稱“正書”，意味著其它書體皆可稱為“變體”（有時也被稱為“雜體”）。參照現代書界共識，從這一角度對書體進行分類，大致有篆、隸、草、行、楷五大經典類型；如果細分，往往是它們之間的融匯與交織，衍生出行草、行楷之流。相對真、草兩分，五大經典書體分類則屬于另一角度，同樣緣自不同的書像造形。不同的書像造形當然蘊藉不同的書意，正所謂“篆書撲，隸書俗，草圣貴在無羈束”；或曰“寫正楷，一如‘方步緩行’，寫行書行草頗似‘隨便起步’，寫草書，則象‘飛跑急奔’”。由于不同的書體表征不同的書意，它們也就有可能分別適用于不同場合：“如君親侍從之前，大賓臨祭之日，豈容狂放恣肆若此乎？是故宮殿廟堂，典章記載，真為首尚；表牘亭館，移文題勒，行乃居先。借使奏狀碑署，潦草癲狂，褻悖何甚哉！”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可以這樣說，書體論堪稱中國書論史上的顯學。至于“歐體”“顏體”“柳體”“趙體”等，則是對***書家風格的概稱，非真正意義上的書體分類，屬于“書體”概念的挪用。項穆著《書法雅言》跨過書藝世界的“***牖戶”，就要涉及具體書像造形了。只有面對具體的書像造形，才能更加明確和有效地討論書像與書意。浙江推廣文化藝術交流咨詢或是通過感受（視覺、聽覺、觸覺）得到的形式展示出來的階段性結果。

    去探索未來的可能性和創造的根源的一門學問，這就是當代藝術的特殊價值所在，任何一件當代藝術作品都必須是原創性的。什么叫做原創？就是事先無人知道，也不受任何規范的限制。因此藝術史是一個探索的學問，是一個實驗的學問。在這個學問中，所有的現存的知識都會受到懷疑，所有的已有的規范都會經受質問，所有的規定都會受到挑戰和超越。我們***經常討論社會的發展和民族富強，不*需要運用科學，還要積極發展前列科學。前列科學之所以成為前列，并不是因為它是別人做過的前列（趕超先進），如果只是追隨，趕上了也是二流。只有在超越了所有人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的界限，才能**世界。科學的基礎是基礎科學，而基礎科學的基礎是人。那么，什么是人的基礎？一方面是人的價值的體認，另外一方面是人的潛能的激發和創造前所未有的意義。而藝術史就是一個專門以激發人的創造潛能而設置的學科，所以在大學里面其實并沒有可以容納藝術史的位置，只不過暫時棲身于大學而培養著學生，為精神在人間的飛揚預設基礎。第三層意思，藝術史是研究人的一切問題的一種方法，人文科學應有之義即在其中。因為藝術史所主要研究的對象是視覺與圖像，圖像是人性和世界的記載和符號。

    更有許多不可捉摸的、未知的、神秘的意義,需要我們用整個身心去感受、去體會、去領悟。這就是透過書像可以“看到”的書意——書寫的圖像意、書寫蹤跡本身所表達的意義。就字像作為書像的本源而言，后者對前者的超越既是一種忽略、遺忘，也是書寫對自身歷史的追溯與回望，即對“白紙黑字”之原初物性的感性認同。在這一過程中，書寫的實用性逐漸退隱，它的藝術性逐漸孳生，蓋因受眾開始罔顧字像識讀及其所指，視覺注意轉向了書跡本身。于是，同一篇文學寫本，語言藝術也就變體成為了圖像藝術。令我們好奇的是：在這一不經意“變臉”的背后，存在怎樣的轉換機制呢？這就涉及“書寫何以成為藝術”的關鍵。海德格爾著《詩·語言·思》海德格爾討論梵高的《農鞋》是以現實的“農鞋”為參照的，認為后者作為一種“器具”在于它的“有用性”，所以“農婦在勞作時，對它想得越少，或者完全不去看它，甚至也不感覺到它，那么，它們將更真實地是其所是”。反之亦然：當農婦去想它、看它、感覺它時，這農鞋很可能已經“非其所是”了，例如，鞋底可能被扎破了，或者鞋幫開裂了之類，器具的有用性大打折扣。在海德格爾看來，藝術之為藝術同理，同樣緣于器具有用性的消解。與科學相比，藝術離不開情感的表達。

    在這一意義上，即在“字像”作為文字之物性存在的意義上，才可以將其稱之為“白紙黑字”。于是，“白紙黑字”掛在墻上就“如同一支***或是一頂帽子掛在墻上”。它作為漢字的存在現實，便于識別和防止混淆是其基本原則。注意，我們現在還沒有涉及關于它的書寫及其藝術性問題。如果涉及文字的書寫及其藝術性就不同了，可以說完全不同，因為那是另外一個世界。首先，任何一篇作品都是由一連串字詞編織起來的文本，通過識讀可以理解它的意義，由此想象其中的人物、故事、情感與理數等，這就是字像的所指（意），即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東西。“它所表達的東西超過了自身所是”，即超過了它作為“物”的物性存在。其次，如果我們不去關注它所表達的東西，即不關注這篇作品敘說了什么，而去關注這些“白紙黑字”是怎么被書寫的，關注書寫蹤跡及其書意效果，例如：銘刻的還是筆寫的？使用硬筆還是軟筆？書寫于金石還是竹木、絹帛或者草紙？屬于哪種書體、抑或幾種書體的融通互鑒？還有，在筆墨、結體、運勢、留白和文本布局等方面有怎樣的特點？以及如何師法古人或**一格？等等，多重因素決定了同樣的字像可以產生不同的書像。就像《蘭亭集序》中的“之”（字像），20個書像無一雷同。這種訴求就是藝術的生命力。文化藝術交流咨詢成交價

藝術的審美特性是區別于其他社會實踐活動的根本標志。文化藝術交流咨詢成交價

    黑格爾的“對象化”理論彌補了“摹仿”說、“再現”說的純客觀指向，也避免了康德的純粹主觀論，將主觀與客觀融為一體，堪稱黑格爾美感論的重要貢獻。那么，作為書寫藝術之書像的美感，或曰其誘惑性和動情力，緣自對客體的摹仿、再現，還是緣自主、客交融意義上的“對象化”呢？顯然不能如此簡單地對號入座，因為如前所述，書藝的對象與一般圖像藝術很不相同。書藝既非繪畫那樣摹仿客體、再現客體世界，也不像孩童水中投石激起漣漪而新造了“第二自然”。因此，書藝圖像既不同于繪事圖像，也不同于雕塑、建筑（園林）藝術那樣新創了第二自然，而是使存儲在記憶中的字像成為可以觀賞的。對于書藝的這一判斷首先基于如下事實：任何文字，哪怕**原始的文字，只要我們認定它是文字，都是被書寫出來的（印刷品之類不在本論之列）；換言之，不被書寫的文字（字像）不存在。即便從***個被認定為是“字”的原始刻畫開始，例如西安半坡陶器上的刻畫符號，如果認定它是原始文字的話，其構形（字像）在當時就應當已被約定俗成了。“約定俗成”使文字符號產生了公共性，公共性才使文字成為共享的表意符號。字形或字像的約定俗成主要是指它和字義關系，即文字之形、義關系。文化藝術交流咨詢成交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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